北京哪个医院治疗白癜风安全 https://yyk.familydoctor.com.cn/2831/schedule/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马黎
图片李坤郑嘉励马黎
一个门道转角，他跟唐代、宋代、明清人分别打了一个招呼。
杭州市富阳区新登古城唐代的门道转角露了出来，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坤在心里默默做了这个动作。
从去年开始，为配合新登古城有机更新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登南门、西门、东门等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如今依然在继续。
就在这个转角位置，考古队员同时发现了唐、宋、明清三个年代的遗迹，遗迹位置和关系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如果不是它的暴露，这个延续千年的时空序列恐怕不会这么快链接完整。
中国考古学史上有个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发现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自下而上的三层堆积，证明中国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脉相承。而新登古城发现的三个时期遗迹，就是新登的“三叠层”，证实了新登自唐以来历史的真实性和延续性。
这是考古学家的转角遇到爱，来自这座千年古城墙带给“新”城市的启示。普通人在这么一张砖石叠压的照片里，当然看不出考古学家的激动，但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敲开我们生活的柏油、水泥路面，往下发掘几米，明清城墙、排水道，宋代路面、唐代城墙——这座古城筑起城墙后，年里的故事，压缩在这个4平方米的转角。
1.
罗隐看到这个转角，大概会笑。
他就是新登人——现在杭州市富阳区的新登镇，唐代叫新城县。
顺便说一点新登这个名字的八卦。
新城的名字，始于三国东吴黄武五年()。富阳人孙权为征讨山越叛乱，割丹阳、吴郡、会稽三郡边鄙之地，设东安郡，置县新城。
新登的出道，也算巅峰吧，但接下来，开始颠沛流离了。一会儿置县，管辖整个渌渚江流域；一会儿建镇，打理葛、松两溪汇合前的一部分。其间，还为了避五代后梁太祖朱温之父朱诚的庙讳，更名新登，寓意年谷丰登。民国三年(年)，地名一普查，全国居然有六个新城县，于是又叫回了新登。年，新登结束断断续续维系了多年的县城身份，降格为镇，并入桐庐县。三年后，划归杭州富阳县。
罗隐和李商隐、温庭筠并称“晚唐三才子。你平时随口就能荡出的诗句里，必有罗隐——当你自嘲和假洒脱的时候：“今朝有酒今朝醉”“为谁辛苦为谁甜”，对，都来自当年罗老师的自黑。
为什么呢？
“生逢末世命偏消”，他考进士断断续续考了十多次，一直考到45岁，还没中，史称“十上不第”。
那天，浙江大学教授江弱水开车走省道到新登，来到贤明山下，沿着步道拾阶而上，来到了半山腰的罗隐碑林，罗隐纪念厅也在这里。不巧，那天门没开。他往山顶走，看到了明万历年间一位知县造的塔——联魁塔。瞬间，这位中文系教授替罗隐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忍不住写了一篇《孤独求败罗隐》。
联魁塔郑嘉励 摄
为什么？
浙江的考古学家郑嘉励懂。
一天，他去新登古城的考古发掘工地，顺便也走了一趟罗隐碑林和联魁塔。此塔是贤明山的标志性建筑，更重要的，这也是一座县城的标识——文峰塔。他在《文峰塔》中这样写——
古代的学宫、书院，通常在有山有水、环境优雅的地方。人们说，此地读书种子云集、人物辈出，就是因为风水好，你看这地理，你看那形势，该开阔时就开阔，该怀抱时就怀抱，毫不含糊。
反之，某地长期出不了像样的读书人，准确地说，是当官的人，人们又会说，大概是这里风水不好，藏不住风，留不住水，必须改造。于是，堪舆家便在村头选择一处山冈或者水口，建造“文峰塔”。
文峰塔多为砖石结构，远远望去，像是佛塔，其实呢，与寺院毫无关系，只是“补山水之形胜，助文风之盛兴”的风水塔。据说，文峰塔落成后，一地之风水，将就此改观，从此文风大盛、才人辈出。
考了大半辈子屡战屡败的罗隐，后人却把他的公园建在文峰塔下，“绝妙的反讽”。
罗隐要知道了，得默默哭一阵。
2.
考不上进士的罗隐怎么办？
光启三年（），罗隐55岁了。隐居九华山的他，还是回到了家乡，在杭州受到刺史的“爱重”，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
刺史何人？吴越国王钱镠。
就在这一年，润州（今江苏镇江）发生兵变，钱镠命新城人杜稜率东安都军进击。杜稜骁勇善战，连克常州、润州，荡平叛乱，将钱镠的势力扩展至太湖流域。同时，也招惹了急于抢夺地盘的庐州（今安徽合肥）刺史、后称吴王的杨行密。
四年后，唐昭宗大顺二年（），为了抵御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的侵扰，钱镠命已经告老还乡的东安都都将杜稜修建罗城。
《咸淳临安志》“新城县”条目写了一句话：因山为城，二千五百七十一步，高二丈三尺。大顺二年杜太师稜筑，罗隐撰记。
也就是说，罗隐写了一篇作文《东安镇新筑罗城记》，“蟠东矗西，离连坎接。隆者就之，洼者盈之。”他还记了四个门的名字：东门叫熙春，南门叫太平，西门顺城，北门宁海。
而考古发掘唐末城墙目前只找到了两个门，西门和南门。城墙到底多长，《咸淳临安志》里的“二千五百七十一步”换算一下，大约在米左右，合8.6里，在隋唐县城里属于等级较高的上县级别。假定古城形状为方形，则罗城内刚好容纳4个坊，每坊周长4里左右。这也与唐代的里坊制度非常吻合。
“现在我们只找到两个城门的位置。整个的唐末古城是怎么个走向，这对古城的格局非常重要，还在继续做课题调查。”李坤说。
实际上，从这个转角延伸开来的唐代城墙，已经是第二次筑城了，在唐末。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请注意，“二千五百七十一步”后面还有一句话：古城在县东南三步，周回三百丈，唐徐敬业起兵时筑。
只有一句话，像个谜语。唐初（公元年）徐敬业起兵，百姓筑城墙，结束有县无城的历史。这里的古城，指的就是唐故城。
李坤打开一张新登古城航拍图，从图上看，还是有空间的，故城什么样，还需要继续调查。“唐代城墙发现得非常少，尤其县城级别，我们现在只是发现了冰山一角。”
这一角所打开的信息量，很大。
这是不是子城？
唐宋时期的州府城市，通常有内、外两圈城墙。外城，称罗城＂；内城，也称＂子城＂。州府衙门，设于子城之内，州郡太守、大小官吏在此办公。子城，可以说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也是城市的中心，相当于紫禁城之于北京城的意义。
罗隐的撰记名为“新筑罗城记”，有罗城则应有子城，子城在罗城什么位置，子城与唐故城的关系又是怎样？
如果证实新登子城的存在，则将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新登古城唐代城墙的发掘将解决很多学术问题，对研究古代城市尤其是地方县一级的演变和发展规律提供重要材料。
仔细看这个唐代城台的转角，砖头是错缝的丁字形砌法。宋代人确实会抄作业，无缝衔接——紧贴着它的后面几块砖，明显长得不同，完整的长条砖，做法也跟前面的丁字形不同，全部顺向砌，宋代人直接利用唐代人的城墙造了自家城墙，作为宋代城墙内墙的包边，省工省事。
雨中，听考古队员给我们现场讲解——
西城门也发现了同样“抄作业”的情况，更清楚——
眼前，一条长长的残砖铺就的路面，就是宋代的路面，北高南低，是出入南门的主干道，直接压在了唐代城台门墩的侧面基础上。按理说，造马路总要铺点路基啥的，不用，宋代人直接就铺上了。
中间砖铺的就是宋代路面
宋代的路面下，可以看到很多条砖砌的排水沟，上面盖着石板，通过砖砌的拱券，直接延伸到城外，这就是宋代的排水系统。谁知道，现代人的排水管道跟宋代人选了同一个地方。人们挖好水管后，填实，又铺了水泥路。
多年前，新登古城里的人这样生活，多年后，我们也这样生活。
3.
一般建城墙，都是平地上建墙，两面包边。新登古城很特别，典型的山城，人们就把几座小山围起来，山的边上包边，作为城墙。也就是说，围城而建，单边建墙，城墙的内壁实际是没有的。所以，城内的地势非常高，大致与城墙顶部高度相同，城外是低的。虽然这类做法在浙江省内独树一帜，很独特，但意义不止于此——依山而建，因地制宜，随形就势，这座城墙的更大价值在于此。
城墙结构
“它最大的价值，是浙江明清时期县城一级保存格局最完整的城墙，也是山地型城市城墙做法的典型。”郑嘉励说。
顺着转角拓展，考古队员发现了唐代城门门墩，东西总宽18.9米，你可以脑补一下，上面起一个大城台，气势雄伟。
肉眼可见，明清城台直接压在了唐代城台上——两边石条包边的长方体，就是明清的城台基础，起上来，有个拱券，这就是城门门洞，人们可以往下面走过去。不过，当时的门洞由石板铺着，拾级而下。中间有个石条凹进去的凹槽，用来放门，两边对称都有，门道宽2.8米，南北进深与门道一致，为8.2米。
唐代城门就被明清城门压在下面
雨天，我又拍了一张，更清楚
显而易见，唐代的城台比明清大得多，唐代城门的整体东西向跨度有18.9米，明清则缩到了11.5米。
新登人每天上下班，逛老城，眼前所见的新登古城城墙，实际是明清时期的石砌城墙，采用三部分组成，三明治结构——外侧为规整的条石，中间为碎石和泥浆混合层，再内为夯土层。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新登古城依山而建、单边城墙的独特建造方式。
明清城墙，从早到晚修复了很多次，早期的比较考究，晚期到近代的做工就稍显粗糙了。
李坤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人们正在清理城墙上的爬藤植物。一面明清的石砌城墙，包围着一户人家，城内高，城外低，显而易见。这面城墙，就是自家房子四面墙的其中一面，然后再在上面贴瓷砖。
明清城墙，也是我家的墙，装修也省了，如下图——
为什么每个年代的人都会在这里造城？专业说法是：古今叠压型城市。
一方面，说明杜稜在筑城的时候，选址合理——合理即唯一。另一方面，古人搞建设，造房子，通常在前人的房基上加筑台基，从工程的效率上来讲，最省工。
4.
刚才，我们把这个有故事的转角，捻开细看了一番，这确实是新登古城墙考古发掘最有价值的地方，通俗地说，完整揭示了唐代城墙的一段，明代城墙的一段，以及一条宋代的路面。从最初的4平方米（注：最开始发现三个年代遗迹的时候是4平方，后面又根据线索扩大发掘，发现较完整的遗迹，图中南城门的面积不止4平方米），可以完整看到一千年的历史纵深和不同时期的造城工艺。
三个年代的遗迹。南门遗址整体航拍（北向南）
但，这只是表面。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国纳土归宋后，为了预防地方负隅作乱，宋廷下令拆毁吴越国旧境内的所有城墙。在轰轰烈烈的毁城运动中，像临海的台州府城墙也被拆除了。按照统治者的想法，地方无城墙可据，无险可守，天下局势大可高枕无忧矣。
想得太天真。城墙一拆，盗匪又多了。到了北宋中期，浙江各郡城市又重建城墙。新登古城也一样，北宋天禧五年筑新城，知杭州王随撰记。
13世纪，元朝征服南宋之初，下令“尽隳天下城郭”，浙江境内的城墙又全拆了。唯有台州城，濒临灵江，因为防洪的需要，特许保留城墙。其他的地方，比如杭州，入元后城墙全部拆毁，刘伯温《筑城词》里讲，“君不见杭州无城贼直入，台州有城贼不入”。
结果到了元末，更大规模的战乱开始，各地又重建城墙。
明嘉靖三十四年，倭寇侵浙，新登县令范永龄重筑城墙，周六百余丈，为四门。
一千多年了，我们的城市依然在同一个地方发展，兴于此，废于此，建了拆，拆了建，地面不断抬高。城外的护城河，早已填平，如今，人们又建了一条新河，我们已经站在了比唐代高出1.5米的地面上。
除了感同才子罗隐的“难言之隐”，作为一位考古工作者，郑嘉励还看到了另一件事。
杜稜建的唐代城门，已经奠定了城市的基本格局，所以到了宋代，这条宋代路面依然从城门走——虽然城门早已不在。如今，新登镇人民政府就在后面，以前也是衙署所在，出了南城门，从唐代以来，到宋、明清，以及近代，这条路，始终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交通要道。
那天，他站在南门，沿着路面拍了一张照片。道路蜿蜒径直而上，远处，可以看到一个现代钟楼，高高矗立，就在新城街上，新登话叫新街。
一位80后新登人告诉我，南门头邮电站边的钟，建于上世纪80年代。小时候，钟楼是全镇的标志性建筑，是新街上最豪华的建筑。到点敲钟，全镇都能听得到，她小时候没有手表，看时间，全靠钟声。钟楼附近，还有工人文化宫，电子游乐场等。如今，钟楼下还是邮电局。
很巧，我也站在差不多同样的角度拍了一张照片，一位技工刚好走在宋代路面，很有历史穿越之感。
这不是重点。郑嘉励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
我拍的钟楼边上，隐隐露出了一个三角形，而郑嘉励从正南方向拍的钟楼边上，没有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正是让罗隐欲哭无泪的文峰塔——联魁塔。
也就是说，按照古人的设计理念，人们站在南城门的城楼上远眺，刚好可以看到文峰塔。如今，不偏不倚，钟楼刚好把塔挡住了。
为了完善城市的风水，当年，这位叫武新安的知县重修此塔，他希望整个城的文风，都能靠这座塔来振兴，“开门见山而塔之与接”、“拾级而登，为左右望，见环登皆山，环山见蓬佳气”、“祝此邦之人文蔚起，炳炳琅琅，联珠联袂，干青云直上者”
如今，出南城门，开门见山，不见塔，只闻钟声——这位新登人告诉我，钟其实已经停走很久了。
我们到底是无法懂得古人心思的。
不知罗隐见此，会怎么想。
在今年的考古发掘小结中，有一句话：南门位于城内的高台区域，地势较高，受地下水影响较小。考虑到南门遗迹的丰富性、重要性以及申遗工作的真实性需要等因素，建议结合复建方案对新登古城南门进行原址的展示。
5.
在城墙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现代人和古人的隔。
如今，作为城市景观，全国各地都新建了很多城墙，其实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在南方，雨一下，城墙里面是夯土，水一渗漏，一膨胀，容易垮塌。城墙一般都建在城市中心，这一塌，就会有生命财产安全。城墙看起来巍峨古朴，实际上也是“定时炸弹”。
古代的城墙怎么做？
先挖一个基槽，然后层层夯土，古人要牵着牛去踩，踩得致密，再包砖包石头——南方必须包，北方没关系，一直到明代，北方城墙都是夯土墙。南方从唐代以来普遍包砖包石头，因为雨水多，容易渗漏，南方夯土的品质不如中原，城墙很容易垮塌。所以面上还要再用三合土、沥青全面封闭，防止渗漏。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认为古代城墙坚不可摧？这似乎已成为普遍认知。但是翻看各地县治，凡是涉及城墙的记载，几乎全是修城墙，某某年，修一次，某某年，又修一次，次数多到漏记，不断修城墙，是古人的日常工作。
很多人认为，城墙垮塌，是我们现代工艺不行，古人的工艺很厉害。这其实是误会。我们一方面希望把传统的城墙工艺延续至今，但现代社会又不可能承受古代社会的安全风险——城墙垮塌，习以为常。断垣残壁，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郑嘉励认为，现代城市，城墙若要重建，只能局部，按照传统工艺，恢复米的一段城墙，其中十米二十米用传统工艺，其他全部用现代工艺，里面就是钢筋水泥，否则安全隐患非常大。“很多人觉得修旧如旧，追求传统，这没有错，但既然要追求传统，也要接受传统的安全隐患，但现代社会不可能承担。”
造城墙是古代的最大工程，却往往会有拖延症。
今天浙江的县市，多数创置于唐宋以前，少数晚至明清。金华、处州、衢州三府交界之地，阻山隔水，老百姓交租服役，进城不便，天高皇帝远，也容易诱发匪乱。郑嘉励举了个例子，明成化八年（），有司有感于此，遂分割金华、兰溪、龙游、遂昌四县边境，创设汤溪县。
也就是说，汤溪是明代新建的一个县。
要建一个新县，顺序是怎么样的？
先造县衙，其次是文庙，再次分司郡馆，次阴阳医学，次市井街巷。接下来，再轮到城隍庙、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诸坛。这是一个县城的标配。
我们想，城墙最重要，总应该第一个建吧。
结果，城墙的竣工，在汤溪设县十年以后——不得不做了，再做。而像丽水下面十个县，8个县都没有城墙，一直没做。
郑嘉励说，这种顺序的编排，显然反映了士大夫心中“价值观的顺序”——衙署乃政治中心，是县官治理一县、教化一方的场所，论重要性，理应居首；政教为先，文庙乃一地文脉所系，理当名列第二；等而下之，依次为分司郡馆、阴阳医学、街道坊巷等官用、民用的设施。待日常政治、文化、经济和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方才开始兴建城隍庙、社稷坛等宗教迷信类设施。先问苍生，这是士大夫必须坚持的政治正确。
唯独城墙是个例外。不能说保境安民的城墙与民生无关，事实上，这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重大的设施和地标。无奈工程量大，最为劳民伤财，一般官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保境安民最重要，条件不成熟，断不敢仓促上马，不愿先造城墙。
比如临海古城墙上的砖，其实来自台州下面所有县，而不是临海一个县可以造得起来，城墙的每一段都要摊派到地方上，大部分来自黄岩、天台的支持。
新规划城市的建设顺序，反映了古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如果将顺序颠倒过来，从城隍庙开始建设，以衙门收尾，则有“不问苍生”之讥，是完全不可想象和不能为人所接受的。
郑嘉励《考古的另一面》、《考古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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