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鸦片战争始的晚清史，一直被我们视作屈辱的历史，西方列强被贴上了“侵略者”的标签。但同时我们又承认，在西方文明面前，晚清是落后腐败的。
那么，如果有人问你：“在晚清那一段时间，列强到来打破宁静与江山静好岁月如初，这二者之间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选择前者。
既然自身不存在主动转型的可能，那么外力促使的被动改革，未尝不是一种好选择。
西方列强的到来，对清朝统治者不利，损害了他们的专制权力，巴不得列强赶紧离开，但对于整个国家和普通老百姓，就一定是坏事吗？
这就是我看待晚清史的角度：国家转型和文明冲突。如果只是从民族主义角度将这段历史看作是古时候的那种游牧民族入侵带来的血泪史，那这不过是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待的。
你一个修长城的，又何必站在秦始皇角度看待长城？
01不同的视角
一直以来，都有人把日本和中国的近代史作为比较。两国一衣带水，渊源颇深，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都实行闭关锁国，都被大炮轰开国门，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年7月，美国将领佩里率领4艘涂上黑漆的军舰到达东京湾，威逼日本打开国门，迫使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这就是“佩里叩关”、“黑船来袭”。
那么，现在的日本人是怎么看待这起事件的？
在现在，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叫“黑船祭”，在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德川幕府）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丑陋形象，“黑船祭”成为日本庆祝文明开国的“嘉年华”。
日本人举办“黑船祭”的活动场所就是佩里公园。这是日本在当年佩里的登陆地点建的一座公园，还竖立着一个纪念碑，有佩里的雕像，还有伊藤博文写的碑文：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
看到这里，可能有些人觉得不可思议。日本人并不是把“黑船来袭”视作屈辱事件，反而当成一种国家幸事；美国人不仅不是侵略者，而成了值得纪念的英雄人物。
我们被打开国门始于虎门，我们也有虎门公园，也有雕像。只不过纪念的都是林则徐、陈连升、虎门销烟等抵抗人事，绝对不会有纪念英国人的蛛丝马迹，英国人始终是侵略者的形象，那段历史也是国家不幸的屈辱历史。
所以，你看，中日两国的态度完全相反：中国是民族主义，日本是文明转型。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学习日本的这种态度，只是说，跳开固有思维，看待事情，有不同的视角。
当然，中日两国的这种截然相反，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完成了现代化，中国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日本在二战前对待“黑船来袭”，跟我们差不多。
02近代史的开端
一般来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年鸦片战争，大炮轰开国门。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近代史的开端可以往前推近50年。
18世纪，清朝尽管实行闭关锁国，但还是有一个“经济特区”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但广州的贸易是封建体制，由当地官吏操纵，每一次的交易和纳税都充满了腐败的灰色交易，没有固定的交易制度，既增加了欧洲商人的不安全感，也限制了贸易的发展。
因此，随着东西方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广州单口贸易体系的逐渐不合时宜，英国打算跟清政府进行协商和改变。
年9月，为了解决中英贸易的限制，英国政府决定派遣84名成员的庞大使团，从伦敦出发，年6月到达广州。这就是有名的历史事件“年马嘎尔尼访华”。
实际上，早在年英国就派遣过使团，但由于船上疟疾的爆发和团长凯斯卡特的客死途中，船只只好返回英国。因此，马嘎尔尼访华是第一个到达中国本土的欧洲官方外交“天团”，而且规格和规模都超过上一次。
马嘎尔尼的使命，主要就是四项：扩大通商口岸、改变行商制度、协定关税、建立平等外交，但只字未提鸦片。除了割地赔款，这些内容就是年《南京条约》的核心。
但是，83岁的乾隆皇帝，将这次正式的外交大事，看成了别人来给自己祝寿。在跪拜礼上斤斤计较，对于英国的贸易要求，乾隆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于公使驻京这样的平等外交，以体制不合而拒绝。
马嘎尔尼在中国待了半年，被责令离京，他的外交行动失败了。
广州贸易继续进行，但一些贸易冲突不断出现，英国继续派遣使团来协商。
英国并没有放弃和平打开中国国门的机会。
年，英国政府派驻印度前总督阿美士德访华，使命与马嘎尔尼几乎一致。双方再次在跪拜礼上发生激烈冲突，嘉庆皇帝对傲慢的阿美士德很不满，阿美士德连中国皇帝的面都没见着，就被遣出京城。
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访华，律劳卑更加傲慢，把英国政府的国书交给两广总督卢绅，自然被拒收。双方又爆发冲突，律劳卑甚至扬言要发动战争，最终被逐出广州。
在这三次官方互动中，双方都无意开启战端，一直到年英国政府都还在告诫律劳卑：不要使用威胁性语言，不要触动中国的敏感之处。但是，双方压根就没有取得谈判的任何进展，反而愈行愈远，乃至于连谈判的机会都很难得。
而且，这三次官方访问，都与鸦片无关，都没有提到鸦片。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才终于达到目的。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五项：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废除行商制度、核定关税。除了割地赔款，其他内容都在马嘎尔尼访华的使命之中。
甚至割地一项，马嘎尔尼当年也提出来了，当然当时说的不是割地，而是希望清政府指定广州附近的一块地方供英国人居住和存放货物。
所以，在我看来，年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不过是年的延续。
当然，从现在的国际规则来看，一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内政，英国强加的这些贸易规定，属于强权表现。然而，从文明发展的角度讲，当时清政府的一口（广州）通商、行商制度等等商业限制措施严重束缚了中国的商业发展，十分不利于中国从小农经济向市场交换的转型。
广州更是腐败丛生，税收被大笔截留，没有进入国库，商人有损，国家无利。
难道这些违背历史潮流的政策还要保留？
当然，最佳选择是清政府主动改革，主动与国际接轨，但这种现实可能性为零。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鸦片战争不是爆发在年而是更晚，清朝的命运和中国的现状会是什么样？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看待历史，应当具备跨越时空的思辨力。
03鸦片战争与鸦片
在我们的固有思维里，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英国是为了鸦片而来，而鸦片是毒害身体的，这套“常识”很符合民族主义的受害者心理。
但是，如果深究历史细节，就会发现，鸦片战争与鸦片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对鸦片的唯一条款是：万为鸦片销毁的赔款。广州硝烟过程中，缉拿英国鸦片时，是强制上缴，而不是收购。而在一个多月的条约谈判过程中，清政府对鸦片赔款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一开始就同意了。
也就是说，鸦片战争的结果，与鸦片基本没有关系，核心诉求始终是贸易。
那么，我们再来看鸦片战争的爆发过程。
鸦片战争持续了两年，-年，年6月，英国远征军已经到达广东沿海，但直到年2月才进攻虎门，这半年多的时间，英国军队在干嘛呢？
当然不是来旅游了，而是忙着给清政府递交国书。
但是无人接收！
英国远征军带来的不仅有军舰，还有一封首相巴麦尊的信函，信函的核心内容与后来的《南京条约》基本一致，唯一的鸦片条款就是销毁的赔款。
但是清朝的天朝体制，使得各地方官员未经许可不得接受外国官方文书，“人臣无外交”；而且，转呈皇帝的文书，不得有不合体制的不敬字样，否则就是严厉的处罚。
巴麦尊的国书，在称呼上把女皇与道光皇帝并列，这就是犯了清朝大忌。天朝体制的等级制度森严，没有平等外交的理念，还是朝贡体系，皇帝高高在上，其他国家的最高代表都是低一等。
何况英国女皇还是一位女人。
在年的条约谈判过程中，江苏布政使李星阮对不平等条款不甚感冒，但对“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义愤填膺。
所以，英国在递交国书的过程中，碰了一鼻子灰。他们始终不明白，一个常规操作的递国书，怎么就这么难？他们以为是面子问题，其实是体制使然。
年7月2日，英军北上到达厦门，向厦门长官递交国书，直接被退回。7月3日，英军打算登陆，爆发一场小战争，当天英军离开厦门。
7月7日到达舟山，11日向浙江巡抚乌尔恭递交国书，又被退回。期间占领舟山和定海。
英军继续北上，8月29日到达天津，直隶总督琦善终于收下国书，进呈朝廷。
由于在翻译上动了手脚，道光皇帝看到的英国国书，言辞谦卑，语气恭顺，一场外交谈判变成了告御状。
就是在这个时候，林则徐被撤职，发配伊犁。更令人惊讶的是，浙江巡抚乌尔恭被革职拿京，交刑部审讯，罪名是拒收“夷书”。
在专制社会，皇帝永远英明，不会犯错，出事了就拿官员开刀。林则徐和乌尔恭就成为了背锅侠。在晚清，这样的“冤情”还有很多。
之后，清政府派琦善与英军进行谈判，自然是谈不拢的，那就只好兵戎相见了。
所以，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或者说英国的主要诉求，与鸦片有关吗？
鸦片仅仅是个导火索而已，鸦片战争的爆发，本质是两国体制冲突的最终体现。从外交到经济，英国要的就是平等外交和方便贸易，但这与中国两千年的传统严重背离。
如果把-年的中英战争成为鸦片战争，就好比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萨拉热窝战争。
双方的文明冲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经济领域，小农经济与商业贸易的对抗；政治领域，天下宗主的朝贡体制与国家主权的平等观念的对抗。
这两种冲突从鸦片战争一直贯穿到清朝灭亡。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论述鸦片战争，无非是想告诉大家，“鸦片”二字对鸦片战争的性质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干扰，它用民族主义定义这场战争，但无形之中忽略了这场战成的内在本质：文明冲突。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因为有禁烟这个导火索，还说得过去，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与鸦片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始于年的换约。《南京条约》规定了5个通商口岸，西方国家认为不够，还得扩大；《南京条约》提出了建立平等外交，但没有说明具体执行措施，西方国家现在要求公使驻京，能够绕开广州地方政府，直接与北京朝廷联系。
事后证明，清政府对新条约的其他条款作出了较快的让步，唯独对公使驻京这一项要求作出了周密而顽强的抵制。
因为在皇帝看来，允许外国使节常驻北京，是朝贡体系的终结和中国天下宗主身份的否认。自秦朝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各国使节都是在规定时间来北京，在规定时间离开，通常不会超过40天，不允许常驻。
因此，英法美三国在年提出修约，从广州闹到福州、上海、天津，连总督都没有接见他们，更不用说“上达天听”了。
之后，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一切谈判，不给任何变通的空间。不耐烦的英法，调兵遣将，轻取广州，开赴天津。于是，才有了年的“城下之盟”《天津条约》。
条约没有关于鸦片的具体规定，而且第一条就是允许公使驻京。
但咸丰皇帝是不服气的，当英法联军离开天津后，他打算毁约，甚至建议免除全部关税，来废除《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
这是完全的误国之举！
当年西方派来公使打算常驻北京，并互换条约时，清政府决定阻止公使来京，并要求在上海换约。
清政府在乎的不是条约本身，而是大清脸面！
英法拒绝，战争再次爆发，联军顺利攻进北京。于是，这才有了年的“城下之盟”《北京条约》。
条约没有关于鸦片的具体规定，而且第一条就是承认《天津条约》的有效性。
虽然允许公使驻京，但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久滞不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公使亲递国书，以此避免与公使见面。皇帝用这种逃避的方式，来维护皇帝的面子问题。
虽然你人来北京了，但你还是见不着我。
实际上，直到年，外国公使才得以第一次觐见清朝皇帝。
说这么多，是想告诉大家：
1、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没关系；
2、战争的爆发与清政府关心的重点，其直接原因，不在于割地赔款开放口岸，而在于外交谈判的体制冲突。
清政府并没有在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进行斤斤计较的争取，反而在当时的西方今天的世界视为正常惯例的公使驻京和外交接见，进行了殊死抵抗。
那么，在历史事实面前，仅仅用民族主义来看待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不是有失偏颇？
如果不从文明冲突和体制观念冲突来看待这些战事，你就是盲人摸象，根本看不到重点。
04日俄
我历来反对将晚清面对的外国势力笼统称之为西方列强，因为在这些列强中，欧美与日俄明显不同。
欧美要的是通商贸易，俄国要的是领土，日本要的是占领。
尽管他们都给中国带来了苦难的回忆，但是在对中国的有利方面，欧美与日俄完全不同。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撂挑子”，恭亲王奕忻负责“擦屁股”，从小聪明伶俐的奕忻敏锐地发现，英法与以前的蛮夷不同，他们对夺取政权和占领土地没有兴趣，还能如约撤军，并且他们愿意帮助清朝发展。
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洋人居然公开提议帮助清朝训练军队和制造武器。
于是，这位28岁的亲王就为清朝制定了一项基本国策：在西方帮助下加强军事力量。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开端。
此时，距离马嘎尔尼访华已过去70年，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20；法国人刚刚发明内燃机，而中国连蒸汽机都还没看到。
在洋务运动期间，海关、工厂、学校、政府部门，到处都有外国人的影子，清政府还派遣留学生去欧洲和美国学习深造，大量的技术、思想和翻译书籍出现在中国。
尽管后世对洋务运动有各种批评，但站在当时的立场，国家毕竟开始进步了，睡狮开始慢慢睁开眼睛。
我们不能总想着“毕其功于一役”，一下子扫清各种障碍，迅速赶英超美，而是渐进式改革和逐渐发展，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而这种两千年传统的松动，很大程度上是欧美带动起来的。
俄国作为专制堡垒，在晚清历史上，无论是贸易还是思想，对中国几无帮助，反而攫取了大量的中国领土。在清朝灭亡之前，即使不算外蒙古，沙俄就已经占领了中国至少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这个数据在现今的国家领土面积排名中，可以排进前二十。
他们在东北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和灾难。
直到李鸿章闭眼之时，俄使还在李鸿章的病榻面前逼迫他在条约上签字。
而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日本，在年悍然发动的战争，中断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此之后，清朝乱了方寸，开始激进化。
当时，日本不是为通商而来，不是单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占领中国。在他们的作战计划里，目标是占领北京。
因此，甲午战争与两次鸦片战争的性质，有着根本不同。
因为甲午战争的惨败，洋务运动成为失败的贬义词。洋务运动从年开始，但60年代的大部分精力，耗在了太平天国残余势力、捻军起义、西北和云南回民叛乱等内部纷争上。
真正的发展，是从70年代开始的。比如，清政府在年就有了组建新式海军的计划，遇阻后直到年才重启海军舰队的建设，年才正式成立北洋海军。
到年，洋务运动也就20多年的发展时间。
而且，在这20年期间，日本在琉球和台湾不断搞事，俄国在新疆搞事，试图占领这些地盘。
可以说，在整个晚清史，日本和俄国就比较纯粹的侵略角色，给我们带来的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欧美有侵略色彩，也在无形之中给我们带来文明理念。
至少，在晚清那些年发生的人口屠杀事件，都是日俄两国带来的。
欧美能给我们先进武器，能给我们培养人才，日俄给过什么？
即便是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总共人，日本就占了，俄国占了人，两国出兵最多，合计占比将近70%。而赔款一项，俄国就占了30%，条约谈判过程中，擅自出兵20万占领东北。
如果没有日俄两国的捣乱，中国必将是另一幅光景。与这两个当时狼子野心的国家为邻，是我们的不幸。
顺便说说八国联军侵华吧。八国联军侵华，与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有一个不同，并不是外国列强没事找事，这次是晚清的刁民和腐朽上层的联合作死。
导火索是官方扶持义和团击杀洋人（主要是传教士），清朝百姓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由来已久，这次是一个顶峰，这里面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冲突。但以前没有官方扶持，这次是慈禧太后老糊涂，直接支持义和团。
随着甲午战争和百日维新的双双失败，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政权合法性，适时出现的盲目排外的义和团，成为慈禧维持统治的救命稻草。一开始她并不想事情闹大，她自知不能激怒洋人。
然而，当她听闻外国代表意在“还政于皇帝”，这是要她交权啊。这万万不行，怒火中烧、丧失理智的慈禧老妇，直接向十一国宣战。
南方总督们知道慈禧的想法，并不是真的想开战，而是向西方表示自己不愿交权的姿态，便拒绝开战请求，避免事态无可挽回。即便是京城的那些慈禧亲信，在攻打外国使馆时也是弄虚作假，故意把炮弹打到后院，既不杀洋人，也能让慈禧听到隆隆炮声。
外国列强还真以为你在杀他们的同胞，要跟他们开战。
庚子之乱，就是一个大闹剧和大笑话，也换来了大耻辱。
05最后十年
晚清史还有一个历史盲区：年八国联军侵华到年清政府垮台，这十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人都不清楚。
只知清末新政和立宪改革这两个名词，但并不知道事情的因果，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实际上，清政府的倒台，跟这十年息息相关。
这10年的改革，尽管有着浓厚的专制色彩，也旋即失败，但它开了一个新河：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
它破天荒地废除了科举制，伴随着中央权威的衰落至谷底，一股自由的气息很快袭来。
一个典型证据是，君主立宪与共和哪个好，居然能够在大清公开讨论。
不仅以前尘封已久的魏源、郭嵩焘等人介绍西方的书籍得到平反，而且清政府自己设立译书局，翻译大量的西方经典，重点已经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
旧思想尽显颓势，新思想在重新定位那个时代。开发民智、解放个性这些至今不过时的概念，就出现在那个时候，严复就是最佳代表。
由此，它带来了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大思潮。
很多海外华人学者都认为，20世纪初是一个难得的自由时代。
在某种程度上，清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己革自己的命。
对抗暴力统治的最佳方式不是以暴制暴，而是社会觉醒。这就是辛亥革命轻松推翻清政府的一大根源。当军队都不再效力而自行瓦解时，这就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思想问题。
晚清的最后10年，在文明冲突上就是一次西风压倒东风，晚清抗拒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放下了那点可怜的自尊，这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思想的一大源泉。
06小结
晚清史在中国年封建历史的地位是独特的，原因在于，以往中国面对外族入侵时，都是面对的落后文明，我们能够同化之，但晚清是中国首次面对一个比自己先进的文明。
从来都是我同化别人，这次突然成了别人要来同化我。
画风的突然逆转，令人难以接受，却又难以抵抗。
这就是中国人每次看到晚清史都很心情复杂的原因。
只要我们还承认“欧美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学习空间还很大”，就会明白，从民族主义角度看待晚清史，该停一停了；从文明冲突去重新解读，无论是了解历史真相，还是启迪当代，都是意义重大。
这就是我要冒险写晚清史的原因，不仅是它的史料最真最齐最近，而且学习价值最高。
当然，肯定有些二极管说我是洗白党，混淆视听，乱说一通，用鲁迅的一首诗自勉吧：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